2024年排名首位為麻省理工學院，第2名至第5名分別為劍橋大學、牛津大學、哈佛大學、史丹福大學；6至10名則依序為倫敦帝國理工學院、蘇黎士聯邦理工學院、新加坡國立大學、倫敦大學學院、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這個中國最會玩的奇才！他用語言騙過了全世界！作為一名中國人，會講33種漢語方言，以及英、法、德、日、俄、西班牙、拉丁、古希臘等多國語言。他曾先後任教於：康乃爾大學、哈佛大學、夏威夷大學、耶魯大學、密执安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等美國各大名校；回到清華後的他，又教授：數學、物理、中國音韻學、普通語言學、中國現代方言、中國樂譜樂調、西洋音樂欣賞、心理學等課程。他是數學家、物理學家、心理學家、哲學家、語言學家、音樂家......也是中國現代語言學之父，他是中國百年，都難再遇的最會玩的奇才，他用語言騙過了全世界，他就是趙元任 1892年11月3日，趙元任在天津出生了，剛一落地，還沒來得及哭上幾聲，他就差點被當做女孩紮了耳朵眼兒，原來他的父母在他出生前請了算命的，算命的說肯定生的是個女孩，於是他的父母提前備好了針，就等着他出生。他的母親擅長詩詞及崑曲，他的父親中過舉人，擅長吹笛，被稱為 “晚清公子”。書香門第出才子，他從小就“異於常人”，對各種社會和自然現象充滿好奇，喜歡觀察、比較、琢磨背後的規律，還愛跟保姆、親戚、同學學各種方言，曾經他祖父從常州請來，一位姓陸的先生教他唸書，用的是地道的常州音。於是他學會了用常州方言背誦四書五經。他的聽覺特別靈敏，能在短時間內，就學會一種方言，此後終生不忘。 9歲時，他的祖父病逝，他隨着全家回到了老家常州青果巷，在家塾二中讀書。他又從大姨媽那兒學會了常熟話，從伯母那裡學會了福州話。一般人語言能力最厲害的時候，就是幼兒時期，學什麼都快，一旦年齡增長就沒那麼容易了。但是他的語言能力，從小到大都一直處於巔峰無敵的狀態。 1907年，15歲的他已會講8種方言，那時他考入南京江南高等學堂預科班，當時全校270名學生中，只有3個是地道的南京人，他又從這3位同學那兒，學會了地道的南京話。有一次，他和同學們在同一桌就餐，這些同學來自五湖四海，一頓飯下來，他就用八種方言，跟同學們挨個兒交流！那時的他就把學習當做趣味，因而產生了純粹的求知慾。上學對他來說，不是一件“苦差事”，反而是一項令人身心愉悅的探索之旅。用他的話說：“最緊要好玩。那時3年預科還沒讀完，他就報考了清華的留學官費生，考試前還自修了拉丁文。1910年7月21日，他參加了在北京舉行的留美考試。這次考試一共錄取了70名學生，他名列第二，比同批考取的胡適、竺可楨等人，都要靠前許多（胡適第55名）自然地，他就和胡適等人，一同坐船奔赴去了美國，從此，他和胡適之間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到了美國後，進入了康奈爾大學。可是究競選擇什麼專業讓他很頭疼。老師瞭解到他語言天賦極高，推薦他選擇語言專業。而他卻選擇主修了數學，還選修了物理學、哲學、邏輯學、音樂…… 完全和語言不沾邊。作為一個中國留學生，他在該校的數學成績，獲得過兩個100分，一個98分，保持了多年來，康奈爾大學平均成績的最高紀錄。 1914年，他順理成章獲得了數學學士學位。到了大學四年級，教授告知他，他同時具備申請數學，和哲學研究生獎學金的水平，結果從數學系畢業的他，又改行成為了康奈爾大學哲學系的研究生。他能在文理兩科之間隨便轉換，最終玩成了大師！胡適對他極為欣賞： “每與人平（評）論留美人物，輒常推常州趙君元任為第一。” 而趙元任和胡適共同的朋友，韋蓮司則說：“趙元任無論在任何困境，都不會令人覺得他可憐，因為他能隨時以嬉戲的心態，從中獲得樂趣。” 留學期間的他還和周仁、秉志等人，在美國康乃爾大學創辦了科學社（後改名為中國科學社）他們認為祖國之所以孱弱，莫過於科學不發達，並出版《科學》月刊，旨在“提倡科學，宣揚實業，審定名詞，傳播知識” 後來他們以美國科學促進會（AAAS），及其科學雜誌為模版，創辦了中國的《科學》雜誌。美國發明家愛迪生在1915年，還給他們的科學社，發來了親筆簽名的祝賀信。 23歲時，他又進入哈佛大學攻讀哲學、選修語言學和音樂。 1918年，又獲得了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用圓規畫出哲學思想的半徑，用數學公式算出吉他的音準，用各國語言學習相對論。這就是他當時的生活寫照，同學們知道後，只能佩服不已！他真是無所不能，以至於他完成學業後，康奈爾大學給他這位哲學博士，提供的教職竟是“物理學講師”！雖然他什麼都玩，但是唯一沒玩過的，就是愛情。 1920年，他決意回國，目的之一就是要回老家退婚。 14歲那年，他大姑婆告訴他，他就要和一個姓陳的女孩訂婚了，他很傷心，不願意婚姻就這樣被安排。這一次回國，他終於退了這門婚事，拒絶的理由是“女方大兩歲”。而不久後，他就去追求比他大三歲、性格迥異的楊步偉了…… 這段婚姻可謂相當傳奇！楊步偉出生於南京望族，祖父是鼎鼎大名的，中國佛教協會創始人楊仁山，而她是首位留日的醫學女博士。正如她不凡的名字一樣，趙元任被她的“大丈夫”氣質所折服，他認定楊步偉就是意中人兒。 “我脾氣躁，我跟人反就反，跟人硬就硬，你要跟我橫，我比你更橫；你講理，我就比你更講理。” 這句可以做QQ簽名的話，就是出自她口，這樣的宣言，在當時可是相當地驚世駭俗啊！同年，趙元任開始在清華工作，教授物理、數學和心理學課程。適逢美國教育家杜威，和英國哲學家羅素來華巡迴演講，他擔任羅素及其女友竇拉•勃拉克的翻譯，間或也為約翰•杜威翻譯。羅素的演講比杜威的難得多，內容涉及高等數學、邏輯學、哲學和教育，相當廣泛，多少精通英語的才子，都無法勝任這樣的翻譯工作。而他卻遊刃有餘，甚至連羅素的笑話，都能翻譯得不走樣。而且每到一個地方，他甚至都能用當地的方言來翻譯。在杭州演講時，他便以杭州方言來翻譯；去長沙的途中，向湖南人學會了長沙話，等到了長沙，就已經能用當地話翻譯了。演講結束後，還有長沙人跑去找他攀老鄉。他給羅素做翻譯時，總拉上楊步偉。一天，他約她一起吃飯，一見到楊步偉，就兩眼放愛心，把工作的事情忘到了火星上。猛然間一回神，不對勁，還有正事要做！便飛快地趕回了課堂。這時的羅素一人在台上呆看著，沒法開口，惹得全體哄堂大笑，看到趙元任竟然拉著，一個女子回到教室裡。羅素自然明白為什麼他會遲到。只好低聲跟他抱怨：“壞人，壞人！” 為羅素當翻譯任務繁重，他乾脆就與羅素一起住。結果，演講途中羅素忽然病倒了，需要靜養，他也就忙中偷閒，翻譯童話《阿麗絲漫遊奇境記》，一不小心就成了一部經典。在全國產生了深遠影響，當時的中國女孩們，都搶着用“阿麗絲”做英文名。一邊當教授，一邊當羅素的翻譯，還要談戀愛，靈感來了再創作幾首小曲，竟然還能翻譯出一部經典，真不知道他哪來的這麼多時間。 1921年6月1日，他和楊步偉步入婚姻殿堂。他們的婚禮簡單得不能再簡單：一起到公園照相，再向親友發一份結婚通知書聲明概不收禮。再電請胡適和朱征到新家吃飯。胡、朱到後，完全不明就裡，知道他們就是那天結的婚。晚飯後，趙元任拿出一張，自己寫的結婚證書，請兩位做證人簽字，這就算正式完婚了。吃完飯後，胡適一出門，就把這個消息傳給了《晨報》。這一新式婚禮，在當時也是轟動一時。趙元任碰到楊步偉，可謂是兩個高級玩家湊在了一起，整個世界在他們眼裡都是場遊戲。兩人新婚後，趙元任要去美國，在哈佛哲學系做講師，開設哲學和中國語言兩門課程。他們乘船去美國的途中，十分無聊，便決定下圍棋解悶。因船上沒有棋子，他們就向船伕要了兩袋，早晨吃的炒米和炒麥子，可以分黑白二色，當棋子用。看來天性好玩之人，無論身在何處，都可以找得到樂趣。而一個嘻嘻哈哈的爹、一個大大咧咧的媽，他們一共生了四個女兒。並且四個女兒全部名校畢業，成了教授：大女兒趙如蘭，拉德克利夫學院中國音樂博士，哈佛大學第一位華裔女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二女兒趙新那，畢業於哈佛大學化學系，後成為長沙中南礦冶學院教授；三女兒趙來思，畢業於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數學研究所，美國康奈爾大學教授，出版過包括兒童讀物在內的23本書；四女兒趙小中，畢業於康奈爾大學，主修物理，後成為麻省理工學院教授。而三個女婿也是教授（四女離異）：大女婿卞學鐄是麻省理工的終身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科學院院士；二女婿黃培雲是中南大學教授、中國工程院院士；三女婿波岡維作是華盛頓大學教授。趙元任自己在玩中學成了大家，教育孩子自然也嘻嘻哈哈，他經常和女兒們打鬧玩耍，還會根據遊戲場景隨口編歌、譜曲，邊唱邊鬧。他為女兒們寫了很多歌，一有機會就聚在一起，組成一個家庭合唱團，分聲部地練習演唱他的音樂作品。除了音樂，他還每晚都給女兒讀英文小說，一天一段。對此，朋友韋蓮司總結說：“說到孩子，我總覺得世間，最忽略的資源就是嬉戲，要能夠在社會上撐得住，沒有比嬉戲更重要了。不是指聲色犬馬，或神經兮兮的尋樂，而是真正輕鬆忘我地，讓想像力奔馳，表現自己另外的一面。”快樂父母勝於模範父母，你是誰你的孩子就是誰。所以，趙家“一門四鳳”絶不是偶然，而是教育的成果。而他雖是大學問家，卻和他的好朋友胡適一樣，都是出了名地怕老婆。他不否認自己懼內，往往以幽默的語言回答道：“與其說怕，不如說愛；愛有多深，怕有多深。” 有一次胡適直接問楊步偉，平時在家裡誰說了算？她很謙虛地說：“我在小家庭裡有權，可是大事情還是讓我丈夫決定。” 但馬上又補充了一句：不過大事情很少就是了。” 最後一句才是重點啊！在美國待了四年後，趙元任還是最終決定回清華，要幫助祖國去培養優秀人才。當時的清華大學校長曹雲祥，看到他的簡歷後，二話不說，就給他安排了：數學、物理學、中國音韻學、普通語言學、中國現代方言、中國樂譜樂調和西洋音樂欣賞等課程。光聽到這些課程名，很多人一定已經頭疼到不行了，而他卻能隨時切換大腦模式。他與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一起被稱為清華“四大導師”。後來他四處亂跑：當了夏威夷大學客座教授、耶魯大學訪問教授、還編了《漢英大辭典》、被選為美國語言學會會長、又去密执安大學當了語言學教授。 55歲的時候，終於跑不動了，就一直留在加大伯克利分校當語言學教授。也就是在這段時間，他終於找到了自己的終身事業，他說：“索性做一個語言學家比任何其他都好”。他很早就彰顯過許多過人的絶活。他的絶活之一，就是表演口技“全國旅行”：從北京沿京漢路南下，經河北到山西、陝西、出潼關，從河南入兩湖、四川、雲貴，再由兩廣繞江西、福建，到江蘇、浙江、安徽，由山東過渤海灣入東三省，最後入山海關返京。這趟“旅行”遍及大半個中國，每到一地，他便用當地方言土語，介紹當地名勝和土貨特產。一口氣能說上近一小時，聽者無不捧腹不止。他最“好玩兒”的演講之一，就是把英文完全倒着發音朗讀，並錄下音來，等到把這段錄音再倒過來放時，聽眾聽到的是純正的英語發音，這足以讓人目瞪口呆。他一生中最快樂的事情，就是全世界的人都認為他是自己的老鄉。二戰後，他到法國參加會議。在巴黎車站，他對行李員講巴黎土語，對方聽了，以為他是土生土長的巴黎人，於是感嘆：“你回來了啊，現在可不如從前了，巴黎窮了。” 後來，他到德國柏林，用帶柏林口音的德語和當地人聊天。鄰居一位老人對他說：“上帝保佑，你躲過了這場災難，平平安安地回來了。” 雖然他選擇了自己的終身事業，但是也沒有放棄其他的愛好，比如說：音樂。他精通多種樂器，畢生與鋼琴為伴。一生創作過百餘件音樂作品，包括聲樂和器樂。而作為中國現代音樂學的先驅，他留下了許多流傳至今的歌曲。 1926年創作的《教我如何不想他》，已成為中國近現代音樂寶庫中，一首經典的藝術歌曲。他也是近現代身體力行、系統研究中國傳統吟誦第一人，對中國傳統吟誦文化的保存，做出了傑出的貢獻。著名音樂家蕭友梅盛讚他：“替我國音樂界開了一個新的紀元”，並說：“趙先生的這本歌集出世之後，教我們不能不稱呼他‘中國的舒伯特’。” 他常隨手取身邊的小東西作樂器。一次，趙家宴客，飯罷，他拿起一根筷子，敲擊盤子和碗，分別敲出do、re、mi、fa、so…的音來，可敲來敲去，就是差一個音敲不出，後來抬頭看見玻璃燈罩，靈機一動，取下來敲了一下，正好補上了這個缺的音，大家全樂了。以後每逢家宴，他就給大家表演這一手。 1945年，抗戰勝利，身在美國的趙元任一家，從廣播中聽到日本投降、二戰結束的消息，欣喜若狂，他們開始做回國的準備。但是，1946年夏，時任教育部長的朱家驊，發電報催趙元任從美國回國，出任南京中央大學校長。這個請求把趙元任給嚇着了，趙元任回覆五個字：“幹不了。謝謝！” 不僅南京中央大學，清華大學等名校在這期間，都先後找他當校長。他一再推辭無效，便不敢回國了。他說：“我生平最怕做行政的事！他是個純粹的學者，安身立命之所是學問，而不是官職。他深知自己的性格不適合當校長，也害怕繁雜的行政事。愛玩的趙元任夫婦，不願意被官職束縛，也不喜歡長居一地，不光做好學問，遊山玩水，賞星看月，也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光黃山，他們就去了好幾次，歐美大陸，也漫遊了四次。楊步偉八十歲的時候，夫妻倆還駕車去歐洲遊玩呢。在漫長的教學生涯中，趙元任教過物理學、數學、哲學、中國音樂史、中國語言、漢語語法、理論語言學、邏輯學等課程。幾乎沒有人能像他那樣，把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這兩種文化融合得如此嫻熟。僅僅給他冠以數學家、語言學家、翻譯家、哲學家、邏輯學家、音樂家等頭銜，都不足以涵蓋他的成就。人們只能說，他是一個“文藝復興式的智者”。語言學家王力評價他：“趙元任可以稱為中國第一代語言學家，我學語言學是跟他學的，我後來到法國去，也是受他的影響。” 美國語言學界流傳着這樣一句話：“趙先生永遠不會錯”。語言學家陳原說： “趙元任，趙元任，在我青少年時代，到處都是趙元任的影子。 1981年，楊步偉先他而去，趙元任悲痛萬分。摯愛已去，他對人間便再無眷戀，次年2月24日，趙元任就追隨夫人楊步偉，也離開了人世間，飛往天國尋日思夜想的她去了，天生快活之人，就連離去也是瀟灑俐落，而這一天，竟是二十年前胡適辭世的日子。趙元任一生會講33種方言，會說英、法、德、日、俄、西班牙語等多種外語。他自己說：“在應用文方面，英文、德文、法文沒有問題。至於一般用法，則日本、古希臘、拉丁、俄羅斯等文字，都不成問題。” 他曾告訴女兒，自己研究語言學，是為了“好玩兒”。好玩兒，僅僅三個字，背後卻藏着說不完的深意。專注喜歡的東西，並且能不斷為之探索的人就是強者。有興趣沒才能的堅持是孤擲痴迷，有興趣有才能的堅持是天賜使命。而趙元任就是後者，他窮極一生，快活地做着自己喜歡的事，活得無牽無掛，不悔不恨，最終因“好玩兒”三個字，顛覆了整個世界。

改革開放40週年：回顧中國人赴美留學史 1978年7月某天凌晨3時許，美國白宮的電話驟然響起，總統吉米•卡特從睡夢中被叫醒。電話來自北京，打電話的人是總統科學顧問弗蘭克•普雷斯博士，他正在中國訪問。除了遇到危機，卡特擔任總統期間很少在半夜被叫醒。卡特問，為什麼這麼早打電話？普雷斯向他報告說，此時正和鄧小平會見。卡特問，是有什麼壞訊息嗎？對方說，不是，他問了一個我無法回答的問題，他想知道能不能送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 “當然可以。” “他問能不能派5000人。” “你告訴鄧小平，他可以派10萬人。” 那時中美還沒正式建交，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沒召開，一窮二白的中國面臨著一堆亟待解決的問題。 “美國戰略智囊”布熱津斯基對鄧小平當時的做法很驚訝，他在回憶錄中曾發出疑問：把中國最聰明的孩子送到美國去，難道他不知道當時中美兩國生活條件的差距嗎？鄧小平不那麼認為。早於這通電話的1978年3月18日，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鄧小平說：“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 都需要學習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長處，學習人家的先進科學技術。我們不僅因為今天科學技術落後，需要努力向外國學習，即使我們的科學技術趕上了世界先進水平，也還要學習人家的長處”｡那一年的６月23日，針對留學生派出工作，鄧小平有說：“我贊成留學生數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學”, “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隻派十個八個”，而且，派出留學生“要千方百計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寬。” 鄧小平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講話那是一個一度封閉的大國，在特殊歷史時期再次推開國門。此後，乘著改革開放的東風，湧動著中國人熱情、智慧和鬥志的留學大潮拍天而起，以不可阻擋的力量向海外世界捲去。 1978-1979 破曉 1978年12月26日晚八九點，小雪，一架飛機靜靜地停在首都機場停機坪上。52名中年人穿著黑大衣和黑皮鞋、帶著黑色手提包，順序登上飛機，他們要途經法國巴黎轉機去美國留學。當時，中國經濟落後，外匯奇缺，這麼多人一共就只有50美元，被領隊揣在兜裡。彼時的中國，剛剛開始從革命的狂熱中醒來，貧窮如一根芒刺穿透剛剛甦醒的肌膚，讓人感覺疼痛。 1978年12月26日，首批52名赴美留學人員到達美國登上飛機的一剎那，這52個人還有些恍惚，在此之前，沒有一個人想到自己能得到去美國的機會。這是因為，很多人來自“剝削階級家庭”，這種包袱彷彿也有萬鈞之重，足以影響一個人求學的自信心，甚至將他壓垮，大家因此也心有餘悸，害怕萬一去了，國家的路線改了，就倒黴了，要麼回不來，要麼回來了又要被戴帽子。教育部告訴他們，這是國家的需要，是鄧小平的命令！到美國去學習他們的科學技術，回來給國家做貢獻，這樣大家才得以安心。 1978年12月底，國務院副總理方毅在人民大會堂為首批52名赴美留學生送行柳百成，第一批出國留學52人的總領隊，在停止教學的日子裡被打發到鑄造車間勞動，他白天扛沙子，晚上堅持閱讀英文專業書籍，邊看邊做筆記，筆記本積累了一尺多厚。開始第一批留學生選拔時，他已經45歲，當時機械工程系分得了一個名額參加清華大學的選拔，系主任親自面試，他得了第一名。接著學校、教育部也組織了統一考試，他連闖三關後最終入選。 1978年12月26日，飛機萬里西行，滿座的中國學者難抑心中興奮，當時大家對美國就像對月球一樣陌生。這52名公費留學生學成後，悉數回國，成為了各個領域的佼佼者，個人命運的軌跡也因此發生急速轉折。1981年初，柳百成回國。當年清華赴美的9人中，如今已有3人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或工程院院士。柳百成也在促進資訊化技術與先進製造業深度融合上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使愛國奉獻、報效祖國的夙願得以實現。改革開放確實為知識分子帶來了春天，使知識分子有了充分發揮聰明才智的平臺。 52名首航留學生名單 1980-1983：生長 70年代末的中國留學生所學專業主要集中在科技領域，而到了80年代，更多的留學生選擇了經濟學、企業管理等專業。這種微妙的變化跟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分不開。 52人去美國留學的次年，中美建交。在金門島，聽到這個訊息的27歲臺灣陸軍連長林正誼，站在一塊巨石上，凝望著對岸，內心正翻騰著大海一樣的波濤。林正誼當即判斷出，腐敗的國民黨當局“反攻”大陸是零概率事件，日後的中國一定會更加開放的走向世界舞臺。在一個夜深人靜的晚上，他悄悄下水，遊了三個小時後到達大陸，隨後就讀於北京大學經濟系，林正誼還給自己改了個名字叫“林毅夫”。 1980年，還在北京大學讀大三的22歲青年易綱被派往美國學習經濟及管理，初到時，他揣著2美元，一邊留學一邊靠給學校食堂洗盤子賺生活費。兩年後，林毅夫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看中，推薦到芝加哥大學學習農業經濟；曾睡在易綱上鋪的海聞從北大畢業，但沒能拿到公費留學，只能考慮自費，他騎著自行車往返於學校與北京圖書館，從北圖抄寫下美國大學的地址，一封封信寄向美國，最後被加州長灘州立大學錄取，成了改革開放後北大“自費出國第一人”。10多年後，這三個命運軌跡若即若離的海歸聚在一起，創立了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也就是後來的國家發展研究院。從創立到現在，越來越多的留美、留英學者加入其中，他們認為這是研究中國問題最好的地方。 1994年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立初期合影（左起：張帆、易綱、林毅夫、德懷特•帕金斯、帕金斯夫人、海聞、餘明德、張維迎） 1984-1991：大潮 80年代的中國依然不富裕，但改革開放無疑給予了人們通向未來的信心。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商品經濟”的合法地位被確立，無數願意用雙手創造財富的人一頭扎進神祕莫測的“海”，開始了一場改變命運的探險。社會大環境在不斷改變，國人生活的細枝末節也在悄然變化。“板磚”單卡收錄機、鄧麗君在甜柔的歌聲，崔健“平地一聲吼”，一首《一無所有》，爆炸型的燙髮, “離經叛道”牛仔褲、T恤衫…… 在那個特殊的新舊交替時期，長時間的精神壓抑之後，國人發現所有的事物都是前所未有的新鮮，而被新鮮事物包圍的自己是從未有過的年輕！當時，倍感年輕的還有中國的企業，1984年被很多人稱為“公司元年”。越來越多不甘庸碌的人，用“下海經商”取代了“拿鐵飯碗、掙死工資”，一大批日後馳騁一時的公司，諸如“海爾”、“健力寶”、“蘇寧電器”、“聯想”、“萬科”等得以誕生。同樣是在1984年，留學這件事也迎來了大潮，這一年，國家頒佈了《國務院關於自費出國留學的暫行規定》，打開了人們自費留學的渠道。龍門陡開，江鯽飛躍，此後積壓了十多年的人才狂潮再次噴湧！中國留學生帶著那個年代特有的激情、勇氣和夢想去往世界各地。他們看起來有點“狂”，但“狂”的很有底氣。 1985年，吳鷹做了一個艱難的選擇——從待他不薄的北工大辭職，考入美國新澤西州理工學院，帶著一箱行李和30美元，隻身一人來到美國攻讀碩士學位，十年後，他創辦UT斯達康公司，靠一種叫“小靈通”的電信產品聞名一時。他們用一種非常艱苦的過程證明了自己的堅韌。出身於陝西西安的張朝陽在考取李政道獎學金時，對手是祖國各地的700名尖子生，競爭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最終，他成為被選中的100人之一。後來有人問成為搜狐掌門人的張朝陽：“在面對風險投資時心理壓力能不能承受？”他回答到：“這些壓力比起我在清華參加考試的時候的壓力要小得多。“ 1986年，閻焱、熊曉鴿、張朝陽、張亞勤去了美國。 1987年，徐小平先去美國，再到加拿大，刷了很久的盤子，田碩寧也在這一年去了美國，之後成為亞投行第一任行長的金立群則赴美國波士頓大學經濟系研究生院進修。越來越多的青年奔向國外。僅在1985年底，出國留學生的總人數就達到3.8萬人，其中自費留學生7000人。在之後的十多年間，這些人中的很多人都將回到中國，政界、學界和商界都將不乏他們的身影，中國未來的新技術、新理念和IT產業等將由他們擔負支柱。這些後來中國各領域的“領航者”，此刻都默默地奔波在各自的留學之路上，誰也不會想到，時代會在某個瞬間猛一轉身，把聚光燈打在他們身上。 4、1992-2002：激盪跟80年代的“浪漫”有所不同，90年代日漸商業化的時代特徵，讓中國不再像過去那樣充滿神祕感和難以琢磨。不過，在意識形態領域，兩種不同的聲音仍然在隔空交鋒。如果僅僅從報紙上的爭論來看，1991年的中國瀰漫著改革是姓“社”還是姓“資”的硝煙。而事實卻是，爭論如江面上迷眼的亂風，實質性的經濟變革卻如水底之群魚，仍在堅定地向前遊行。 1992年鄧小平南巡，一系列講話的核心其實是對無所不在的意識形態爭論給予了斷然的“終結”，改革開放新一波的浪潮由南向北，在經濟上形成了強烈的號召力。很多國人都從中嗅出了巨大的商機，很顯然，一個超速發展的機遇已經出現。這時候，需要的就是行動、行動、再行動！此後又出現了一波辦公司熱。 “海歸”也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重要部分，與經濟加速相對應的，是留學政策的進一步鬆綁，“支援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被確立為留學海歸政策的指導思想，這一掃80年代末一度對留學政策有所收緊的陰霾，給留學潮又加了一把火。於是，雄心勃勃的人都琢磨起留學來：從商的，想到海外賺得第一桶金；搞文化的，一心盼著成為世界文化的主流；演藝明星們，也開始惦記著衝進好萊塢、百老匯。有人甚至帶著“外國月亮比中國圓”的幻想，盼著儘快走出國門。 1993年，一部叫《北京人在紐約》的電視劇火爆全國，將出國熱真切地展示在每一箇中國人面前。“如果你愛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地獄。”片中，姜文扮演的音樂家王啟明，在紐約無論如何掙扎都無法實現自己的音樂夢想，最後成為了一名商人，這是那一代人世俗意義上的成功模板。《北京人在紐約》劇照藉助一股股留學潮，有人懷著各種想法趕赴世界各地，也有人正從世界的某個角落匆匆趕來。中國的改革開放1992年之後進入黃金盛年，網際網路這項科學技術正在太平洋彼岸落地，開始商業化，展現其迷人的魅力，中國也正迎接這一股網際網路衝擊波。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中國網際網路大潮中，“海歸”們也在這一時期鬼使神差地入局。 1995年，走下飛機舷梯的張朝陽感到一陣寒意，他搓了搓手，拎著兩個手提箱向機場外大步走去。多年的美國生活，讓張朝陽有了“小布爾喬亞式”的審美，扎小辮，POLO衫，戴墨鏡，而迎接他的，是一片未知。 1999年國慶，大家的名片上開始印e-mail地址了，街上有人穿印著“.com”的T恤了，李彥宏斷定：網際網路在中國成熟了，大環境可以了。於是，他決定回國創業。同年，陳一舟與兩位斯坦福大學校友楊寧、周雲帆回國。此前他們曾一起回中國轉了一圈，得出一個結論：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地方都在這兒了，不來這兒，去哪兒呢？後來他們創辦了一個叫ChinaRen的公司，也就是後來的人人網。儘管有著諸多不如意，對未來的生活也沒有全然把握，但他們還是回來了，理由只有一個：在美國雖然拿著高薪但找不到自我，不如回國創業。接下來的時光裡，每個行業都將被“網際網路思維”攪個天翻地覆。儘管各種優秀“海歸”或出於夢想，或出於商機選擇回國，但這也難以掩蓋這一時期中國大量的人才流失，2002年，也就是中國被世界貿易組織接納的次年，出國與歸國人數之比一度達到了6.94∶1，也就是說，每7名中國留學生中僅有1人回國！ 5、2003-2018：歸來進入新千年，一切都變得很快，“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成為這個時代最強有力的註解。出國留學的方針得到了很好的貫徹，自費出國留學限制被徹底廢除，工牌出國留學政策在培養高層次留學人才方面持續發力，吸引留學人員尤其是高層次留學人才回國工作為國服務所採取的政策不斷健全，出國教育效益極大增強。2010年7月，《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釋出，堅持“支援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的方針。與蒸騰上升的綜合國力相對應的，就是此階段滾滾洪流般的留學潮，中國已悄然成為全球最大的留學生輸出國之一。擁有更多選擇的學界精英和商界大佬，選擇將孩子送出國去，出國留學逐漸呈現出了低齡化的趨勢。前首富王健林在兒子王思聰兩歲時選擇將他送到國外上寄宿學校，從新加坡Swiss Cottage小學，到英國溫徹斯特公學，再到倫敦大學學院哲學系，王思聰一路在國外接受先進的教育，養成了張揚的個性。同樣是前首富的劉永好，做出了同樣的選擇。1994年，劉永好將女兒劉暢送到美國西雅圖小鎮女子學校讀高中。出同樣的選擇的，還有很多企二代。娃哈哈二代宗馥莉就讀於佩珀代因大學；碧桂園二代楊惠妍就讀於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聯想柳傳志的女兒柳青就讀於哈佛大學…… 此階段，不僅精英人士、商業大佬選擇送子女出國，越來越多的普通家庭，也加入到送子女出國的隊伍中。2018年，中國出國留學人數突破了60萬。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留學生選擇了回國。從2003年開始，中國出國與歸國人數之比不斷縮小，2010年為2.11:1，2015年為1.28:1。少數人的選擇成了多數，近五年來回國人數佔到了出國總量的70%。更重要的是，歸國者中，精英大有人在！據中國與全球化智庫釋出的調查，海歸創業集中於國家戰略新興產業，在海歸創業者中，58.3%擁有個人專利，65.9%從海外帶回了技術，絕大多數處於國際先進和國內先進水平。相對早年的迅速複製海外商業模式，近兩年的海歸技術人才在生物製藥、AI、新材料等技術創業領域扎堆。國外很多國家的條件還是比中國好，為什麼選擇回國？回答歸結起來無非兩點：除了中國的機遇，還有國外的天花板。很多技術人才直言“在美國，華人技術人才能躋身管理層的不多，可能會一直寫程式碼。” 2017年初，被稱為“矽谷最有權勢的華人”的微軟前全球執行副總裁陸奇歸國，成為新版精英歸國的代表。這些歸國精英或直接投身到創業大潮中，或加盟大網際網路公司任高管，或致力於開拓國際市場。除了商業精英，還有一批國際公認的科技大咖歸國。2008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建系以來最年輕的終身教授和講席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施一公做出了回國決定，哈佛八博士王文超、張欣、張鈉、王俊峰、劉青松、劉靜、林文楚、任濤在中科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強磁場科學中心…… 西方媒體評價：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如此重視吸引流失在外的人才回國。改革開放40年，歸國留學生與鄉下知青、高考學子、下海闖蕩的商人和程序務工的農民工一起，成為推動中國崛起的重要力量。40年中，這群中國人“晴天搶幹，雨天巧幹，白天大幹，晚上加班幹”！不知不覺中，世界卻驚奇不已，一個曾經落後的中國，經濟總量已成為世界第二。改革開放40年，是中國青年學子負笈海外、勵志報國的40年，是中國教育學習、借鑑、趕超的40年，是從人才輸出到人才迴歸的40年。與此同時，這支源源不斷的留學大軍為中國的社會經濟建設輸入了不竭的新鮮血液，拉近了中外教育、科技的距離，推動了中外人文交流，提升了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的影響力。 40年歸來，當年第一批的出國留學生已經白髮蒼蒼，他們作為中國留學歷史變遷的見證人，也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科技發展、經濟騰飛。時代車輪滾滾向前，留學的歷史不斷變化，不變的，是千萬萬萬像他們當年一樣奮力奔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