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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報《一個大寫的男人》
1919年的秋天，林語堂申請到了官費留學的名額，到美國哈佛大學讀文學系，剛讀了一年，他的助學金就被停掉了，眼看著就要退學斷炊了。
萬般無奈之下，他向一位不太熟悉的朋友胡適求助，「能否由尊兄作擔保借貸1000美元，待我學成歸國之後償還。」
不久，林語堂果然收到了胡適1000美元的匯款，匯款單上附著一句話：「這是工資預支款，君歸國後，一定要回北京大學工作。」
哈佛畢業後，林語堂去了德國萊比錫大學讀博士，他再次向胡適借錢：「再向學校預支1000 美元。」沒幾天，他又收到了1000 美元匯款單。
學成歸國後，林語堂如約到北大任教，後來他去找當時的校長蔣夢麟歸還2000美元，蔣校長懵了：「什麼 2000 美元？」林語堂這才知道，學校根本沒有出過這筆資助，那都是胡適個人的錢。 而且這件事，胡適壓根就沒跟別人提過。1966年，在胡適的墓前，林語堂公開向世人講述了這段往事。
國學大師陳寅恪自幼患眼疾，抗戰期間，他右眼失明，左眼有視網膜脫落的危險，在倫敦治療未果。1946年，陳寅恪回國途徑美國，當時胡適正在紐約，知道陳寅恪的病情後，他找了很多美國的眼科專家為陳治療，但都沒什麼效果。 於是胡適百忙之中，請人帶了陳寅恪1000 美元。
1956 年，教育學家余家菊患了眼疾，要到美國動手術，當局只給了他1000 美金，根本不夠用。 胡適聽聞後，資助了他不少錢。 兩年後，胡適在和秘書聊天時無意間提起，大家才知道有這麼回事。
1961年，大學畢業不久的李敖，生活困苦到把褲子都送進當舖了。 胡適聽說後，寫信給他並附上1000 元的支票。
很多年後，李敖在鳳凰衛視的訪談節目裡講述了這件事，他回憶道：「那時候1000相當於現在4萬塊新台幣，相當於1萬塊人民幣。他幫了我很大一個忙 ，我把他的支票兌現以前，還特別照了張照片。
李敖這個人出了名的狂妄，據統計，被他罵過的有名有姓的不下3000人，他卻唯獨對胡適敬重有加。 他曾說過，對自己一生影響最大的有兩個人，胡適和常凱申，一個是朋友，一個是敵人。
在 20世紀三、四十年代，社會上廣泛流傳著一句話，叫「我的朋友胡適之」。 那時「上至達官顯貴，下至司廚、走卒、擔菜、賣漿等等行業之中都有胡適之的朋友。」
胡適的收入，在同行中算是很高的，但也架不住他千金散盡愛助人的慷慨豪氣。 何況，在家裡，太太江冬秀才是大管家，胡適賺的錢都要交的。
對於他愛資助別人的癖好，江冬秀原先有過埋怨：「你今天資助張三，明天資助李四，再這樣幫助下去，我們也要人家資助了。」
發展到後來，江冬秀都被同化了。抗戰期間，胡適擔任美國大使，江冬秀獨自留在家帶孩子，生活很窘迫，胡適往家裡寄來1600 元，她馬上分成幾份送給同樣艱難的親友，給羅爾綱夫婦150元，吳晗100元，借給毛子水100元，給傭人140元，又給幾位同鄉幾百元，還給某學堂捐了200元。
胡適知道後，特意寫信誇讚她：「我很贊成你捐二百元給周先生的學堂。我到歐洲之後，也還要設法寄點錢捐給他。你在患難中還能記得家中貧苦的人們，還能寄錢給他們，真是難得。
歷史學家羅爾綱在胡適家吃住了五年，吳晗有一次找江冬秀借錢，說要藉雙份，一份給他自己用，一份留給他生病的女朋友用，江冬秀拿了三倍 的錢給吳晗，說你不用借，這些錢我是送你的。 這兩個歷史學家後來都公開罵過胡適，想想他們真不是東西。
1959年，胡適與一位賣燒餅小販袁瓞成為朋友。 後來袁瓞患了鼻癌，胡適立刻寫信給他認識的醫院院長：「這是我的好朋友袁瓞，一切治療費用由我負責。」
散文家陳之藩到美國留學，胡適借了一筆錢給他。 幾年後，直到陳之藩到曼城一所教會學校任教時，才有能力分期償還胡適當年的借款。
當他還清最後一筆錢後，胡適回信道：「其實你不該這樣急於還此四百元。我借出的錢，從來不盼望收回，因為我知道我借的錢總是一本萬利， 永遠有利息在人間的。」
陳之藩後來說：「我每讀這封信時，並不落淚，而是自己想洗個澡。我感覺自己污濁，因為我從來沒有過這樣澄明的見解與這樣廣闊的心胸。」
胡適去世後，陳之藩曾經一連寫過九篇悼念胡適的文章，其中有一句話是這樣寫的：「並不是我偏愛他，沒有人不愛春風，沒有人在春風中不陶醉。」
而今距離胡適去世已經過去了半個多世紀，隔著新舊交替的時光，人們再談論胡適，更多的是關心他的私生活以及婚外情有幾個女朋友，在意他的博士頭銜，然而我想， 在津津樂道於那些庸常的瑣事時，是不是應該多關注這個大師曾在他人危難時施以援手，為這個社會留下過怎樣的溫暖和感動。
「我借出的錢總是一本萬利，永遠有利息在人間的。」胡適說得沒錯，即便他早已不在了，他的善念仍然像冬日的陽光一樣，溫暖著曾經被凍僵過的人們。
（微軟和臉書機器人說那時的一千美元，相當今天的3萬1千7百元)
